在2016年年会上，雷军制订了“开心”战略，即“去KPI”。然而当OPPO、VIVO后来者居上，将小米挤出销量前三之后，在2017年年会上，雷军为小米定下了小目标：“小米整体收入破千亿元。”千亿是什么，是KPI，是绩效。
由此可见，与企业而言，即便绩效管理在近年来逐渐被唱衰。但小米是活生生的例子，企业不得不推行绩效管理。
“”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，由美国管理学家奥布里·丹尼尔斯提出的概念。而早在1954年，彼得·德鲁克就提出了“目标管理”，在他看来，“绩效管理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”。
在二者的理论框架中，绩效管理是一个完整的系统，它把员工绩效和组织绩效相结合，将绩效管理提升到战略管理层面。KPI衡量重点经营活动，不反映所有操作过程，有利于公司战略目标实现。简而言之，绩效管理是一个只注重结果，开放执行过程的目标治理模式。
整个20世纪后期，全世界范围内的大企业对是绩效主义推崇备至。管理学大师杰克·韦尔奇在自传中写道：“如果说，在我奉行的价值观里，要找出一个真正对企业经营成功有推动力的，那就是有鉴别力的考评，也就是绩效考核”。
绩效主义逐渐失去光环，始于一个绩效的失败者开始的。
2006年，索尼前常务董事天外伺郎发表了一篇文章《绩效主义毁了索尼》，在他看来，索尼在数字时代的失败归咎于索尼引入美国式的绩效主义，最终扼杀了企业的创新精神。
上世纪80-90年代，索尼因半导体收音机和录音机的普及，实现了奇迹般的发展。但到了2006年，索尼已经连续4年亏损，2005年亏损则高达63亿美元。
天外伺郎将失败的根源归结于绩效主义。
绩效改革，使索尼子公司总经理要“对投资承担责任”，这就使得他们不愿意投资风险大但是对未来很重要的技术和产品，而更愿意做那些能够立竿见影又没有多大风险的事情。
绩效制度的引进让每个业务单元都变成独立核算经营公司，当需要为其他业务单元提供协助而对自己短期又没有好处的时候，大家都没有积极性提供协作。为了业绩，员工逐渐失去工作热情，在真正的工作上敷衍了事，出现了本末倒置的倾向，索尼就慢慢衰退了。
天外伺郎的观点，在全球管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几乎摧毁了制造业者的价值观基石。
任何名词一旦被缀之以“主义”，便镶嵌上了意识形态的意味，从而具备了强烈的排他性。
二十世纪的一百年，无疑是管理学的一百年，从福特工作法到美国式公司治理制度，从德国车间到丰田生产线，种种管理理念及模式上的变革，推动了工业文明的繁荣。
然而，进入21世纪之后，互联网经济和新的风险投资模式的兴起，韦尔奇所谓的“企业经营的成功推动力”发生了变化，相比于内部管理，商业模式的创新、新技术应用以及资本经营，显然起到了更为显赫的作用。
在中国企业界，互联网人发动了对绩效管理的扬弃，随后蔓延到整个实体经济领域，而这个过程又呼应于数字化转型的大潮流。在一家企业面临重大的生态型变化时，会否定既有的制度安排，在极端状态下，会否定存在的一切。
当我们重新回顾天外伺郎的观点，有三个角度仍然值得认真地商榷：
其一，索尼的衰落，是绩效管理导致的失败，还是决策层战略安排的失误?
过去十年，同样是执行美国式绩效薪酬制度的三星迅速崛起，这与索尼的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李健熙将经营权和责任全部分配给具有专业资质的各子公司社长，只对各子公司经营层实行的是“明确经营的完全责任、赋予履职的足够权限、按照绩效奖励团队”的管理模式。事实证明，绩效薪酬有力地扭转了原有的僵化体制、激活分子公司经营团队，助推了三星得新经营转型。
在亚洲地区，从台湾的富士康到大陆的华为，无一不是绩效主义的忠实执行者，他们甚至引入了更为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模式，将绩效目标的实现推向极致。
其二，互联网公司的成功，是去KPI的胜利，还是新的绩效目标管理的结果?
无论是Facebook、亚马逊还是中国的BAT，无一不是强绩效型企业，不同的是，他们的绩效目标不仅仅限于利润，更重要的是用户，包括用户的数量、留存率、活跃度、获客成本及客单价。
也就是说，互联网公司的绩效模型是以用户为核心而展开的，而索尼、GE等制造企业的绩效模型是以商品为核心的。
关键不是没有KPI，而是KPI的指向体发生了微妙的改变。而无论如何变化，绩效以及与绩效相关的数字管理，仍然是企业治理的基础性工作。
其三，索尼的总经理们“不愿意投资风险大但是对未来很重要的技术和产品”，是绩效目标造成的，还是组织模式落后造成的?
互联网改变了信息流动的方式，进而改变了企业运营的模式以及对效率的定义，这个变化对企业的组织架构是严峻的挑战，简而言之，越是大型的企业遭遇的困难越大。
企业内部创新能力的激发，并不以放弃管理、特别是放弃绩效管理为代价，而应该建立在组织模式上的自我革命，形成目标高度一致、功能耗散协同、管理空前扁平、自我驱动的特种兵机制。
组织架构的变革意味着权力的放弃和重组，在进化的意义上，这是最为致命的，甚至，失败是大概率事件。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包括诺基亚、GE、西门子等优秀企业陷入了困境。
雷军在2017年的年会上，为小米定下千亿的“小目标”，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这是一名反叛者的皈依。
绩效主义的回归以及对绩效的重新解读，意味着互联网思维与新工业革命的融合，前者成为后者的基础设施。
而值得庆幸的是，雷军的皈依并非回到从前，而是可能进行新的绩效管理尝试。管理学的创新已经停滞了十年之久，新的变革模式正在悄然发生，而这次，中国企业可能是最激进的实验者。
